“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语出《四库全书总目》。意思是研究经典中的道理，可以证验天下的是非；征引史籍中的事实，可以明了古今的成败。《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引文“经”“史”所指，分别对应四部之一、二。

“经”，即儒家经典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言：“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经”在古代学术中被赋予至高地位，象征着基本性、代表性的著作。在古人看来，“经”是确立标准、权威恒久的理论体系，代表着天经地义的纲常伦理，故人们能以此为标准参照，明事理辨是非。

“史”，即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收录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十五类史书，以史为鉴，阅尽千年兴衰。这些史书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载，更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总结了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研究经典与历史，从中明世间义理、览历代兴衰、观天下大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

《论语·为政》记载了一个故事。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欲问历史之因沿演进，孔子在这里把夏、商、周三代变化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因”，就是继承；二是“损益”，就是变革。这段话阐述了文化的赓续规律。历史演进，必有承袭于前，亦必有所加减损益。按照这样的规律，哪怕历经百世，袭变兴革也是可知的。

古人善于从历史现象中把握本质、探求规律。《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几千年来，尽管朝代更替，各家争鸣，但分合大势、经济变革、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呈现出可以摸索的演变规律，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是非标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镌刻着中华民族跋山涉水、求真索理的印记，也是华夏子民珍重文脉品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写照。

读史使人明智，在于读史能见其全、见其大、见其远、见其深。清代龚自珍《尊史》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主张做学问必须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他对当时学者不通时务予以批判：“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急、孰可行、孰不可行也”。龚自珍主张通过“善入善出”的方法分析时事，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不曾中断，中华儿女也在对中国文明历史的连续性思考中，做到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所往。（引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