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中央纪委第一任书记 (5) 发布时间：2013-05-14       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身体力行，为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 　　他多次尖锐地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他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却总是谦虚谨慎，把功劳归于人民，归于党，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看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解放初，他家乡四川仪陇的乡亲中有几十人串连起来，背着柴禾，带着米袋，走出大巴山，经过南充，乘木船沿嘉陵江到了重庆，要上北京。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告诉重庆的负责干部：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他们中要求参加工作的，也要根据党的政策，量才录用。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派人陪他们在重庆游览后仍送返家园。1951年朱德65岁寿辰，仪陇家乡派人到北京看望他，并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这怎么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地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清扫环境，高兴地说： 　　“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 　　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处处自奉节俭。建国初期，朱德住的中南海永福堂，是三间老式平房，东头一间是他与夫人康克清的卧室，西头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间一间隔成两半，前半间是过道兼饭厅，后半间作储藏室。后来搬到中南海西楼，住房也并不宽敞，连饭厅都留不出来，节假日子女回来，还得临时搭铺。 　　吃的方面，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回忆说：“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从解放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家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三小盘菜、一个汤。三小盘菜中，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常常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几乎天天如此。如果饭菜剩了，他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为了不使他吃剩饭剩菜，厨师就严格地按他的饭量做，吃多少，做多少。有时来了客人，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时再上一点泡菜，从不铺张。他对厨师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生活水平之上。” 　　有一次，机关供应站进了一批对虾，邓师傅买了几个精心烹好，上到饭桌上。朱德一见，就问是从哪里来的，多少钱一斤。然后说：“老邓啊，对虾是好吃，可你知道吗？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我们国家穷，缺钢材，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进口钢材更要紧。记住，以后再有对虾不要给我买了，买了我也不吃。”邓师傅说：“您是国家领导人，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朱德说：“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 　　穿的方面，朱德的衣着总是非常简朴，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有的衣服穿了多年，打了补丁，还继续穿，有两身较好的服装，也只有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 　　他去各地视察，常常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是战争年代开始用的绿色的被褥，绿色的挎包，绿色的搪瓷缸，即使招待所预备了被褥、用具，他也不用。招待所桌上备了茶叶，他不喝；备了水果，他让撤下去。他每天起得早，当服务员来整理房间时，他早已把自己的铺盖叠好，房间收拾干净。他到哪里，都说好按规定用餐，不接受吃喝一类招待，也从不接受下面的礼物。 　　有一次，他去山东视察，正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地方上的干部知道朱德很称赞莱阳梨，就装了两筐，在朱德离开时悄悄抬到他坐的火车上。火车开动后，两筐梨被他发现了。朱德立刻把随行的工作人员找来，严肃地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定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不动送回去。”接着，他又吩咐：“这两筐梨一个都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工作人员只能照他的意见办了。朱德坚决反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中有些人自以为可以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的错误思想。他自己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利益。他的儿子朱琦、女儿朱敏，小时候都没有在他身边生活。 　　朱琦在1937年到延安，朱德立刻要他到部队基层去当普通士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右脚致残，只好转到抗大行政部门工作。1948年在石家庄，朱琦带着他的爱人来看父母亲。他们结婚已经有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来见父母亲。朱琦说，他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将转业到地方去工作。朱德嘱咐说：转业到哪里，安排什么工作，要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无论做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都要干好，务求上进。后来，朱琦由组织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从当练习生干起，再当司炉，而后才当上司机。五十年代初，朱德在一次外出中，坐了儿子开的火车。朱琦事先不知道。火车到目的地后，朱德见了穿着工作服、满身油渍的儿子，为他学到了开火车的本事而高兴。 　　女儿朱敏小时候被送到苏联读书。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关进少年集中营，吃了许多苦。1953年，朱敏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朱德就要她搬到学校去住单身宿舍，嘱咐她不要常回家，要好好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朱敏已经结婚，但学校的新宿舍没有建起来，她就在单身宿舍里住了4年。 　　朱德常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是党和人民给的待遇，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常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工作上也不要靠我去当官，共产党不是凭哪一个人就可以做官，而是靠自己的本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朱德以身作则、清廉自律的作风是始终一贯的，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深深感动的。 他虽然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并且身处高位，但他从不搞特殊化，时时处处以劳动者的普通一员自居。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